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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郑钧&汪峰:摇滚到中年

那么多年,郑钧和汪峰还是这个脾性,走在不同的分岔路上站定了,嘿,40岁之后的日子,都还能继续摇摇滚滚下去。

《智族GQ》2011.04.20

摄影:梅远贵 创意总监:Vicson Guevara 时装总监:Dan Cui 
监制:Grant Pearce 编辑 :林冲 采访、撰文:李冰清

郑钧化妆 : Daniel Zhang(东田造型)
汪峰化妆: 薛凯(树工作室)
服装助理: 利霞


 

《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这么一段话:多数的人在20岁或30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得、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拖腔走板。

这里有点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更无可奈何的是,这些人这些事天天在身边上演。所以我们都特别见不得那些在舞台上下挥霍过青春的人变得平凡甚至乏味,他们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定义了激情和热血,他们应该是镜子,何时何地与他们照面,都能让我们与少年时代的自己重逢。

但流光容易把人抛,谁也挡不住拦不下时间的流变。我们热爱的摇滚明星,郑钧和汪峰都已经大步越过了40岁的门槛,进入不惑之年。所幸他们的身材都没走形,只是不约而同剪去了一头长发,早在很多年前认识彼此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在精神层面上能顺利沟通,所以在两人都成了爸爸的今天,他们热衷的技术性话题也从吉他、录音扩展到了对孩子将来教育的设想。

时间和经历,都不是坏事。二十多岁时郑钧喜欢听美式音乐,硬摇滚,重金属,刺激、彻底、血气方刚。他第一次听“The Velvet Underground”乐队的Lou Reed,只觉得“什么玩意儿啊”,嫌他太过粗糙和低调,随手扔在一边。成为职业歌手后他在某天无所事事,无意中翻出这盘旧磁带,再一听,竟热泪盈眶。汪峰也有差不多的故事:第一回听《Like a Rolling Stone》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曲调也不入耳,还觉得这人不怎么像个唱歌的。但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对这首著名歌曲的牵挂,翻来覆去终于读懂歌词的时候,也读懂了Bob Dylan的人格力量。

所以他们对年少的时光都没什么恋恋不舍。若不是那些挣扎、焦虑和迷惘,他们或许找不到那么多人生的答案,若不曾撞过墙绕过弯路,如今也没法各自奔向梦寐以求的方向找不到各自的方向。郑钧在摇滚之外做起了文化产业的生意,一边练瑜伽修身养性,平和得像是变了一个人,汪峰还在思考如何拉近自己与精神偶像之间的距离,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积极的意义。但他们都还保留着那点鲲鹏之志,喜欢对这个世界进行善意而积极的批判,只是更努力地把双脚扎到地上,他们还是奋力去爱,但懂得省视自己,不再轻易失望。

那么多年的好兄弟,让他们两人互揭对方的缺点也不算勉强。郑钧说汪峰还是太紧张,劝他不用对一切都那么上心,汪峰笑郑钧还是散仙似的人,嘱咐他努力多写些歌,勤奋为上。接着两人都哈哈大笑,一发不可收拾,简直快直不起腰,那么多年,还是这个脾性,走在不同的分岔路上站定了,嘿,40岁之后的日子,都还能继续摇摇滚滚下去。

郑钧:摇滚就是想干吗干吗

郑钧总是微微昂着头,可能是一种习惯,脸上已经不见了桀骜之气,和气,通透,边角圆融,走起路来略垮着点肩,让人有种他随时等待入定的错觉,像是一枝在野地漫不经心长成的植物。今年年初的春晚上,他最激烈的动作也不过是弓着腰蹦跶几下,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

很多人生的问题,他是真想明白了,暂时没参透的那些,也不勉强自己去钻牛角尖。作为中国最著名最重要的摇滚歌手、此外也曾经是脾气最火暴最耿直的艺人之一,如今他更爱聊的是修行。他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人生这条航船的舵手,前行的方向一清二楚,快乐与否也能一手掌握,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坦然面对。

2010年是他长这么大最忙碌的一年。平日里他和上班族一样去公司上班,为他的动漫事业呕心沥血,连轴开会签文件回邮件,简直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到了周末,他带上乐队奔赴全国各地参加音乐节,还开了几场个人演唱会,演完了吉他还没来得及摘下就要飞去美国,继续和好莱坞团队讨论制作发行的进一步的种种问题,待到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为止才飞回来。

当然累。最夸张的是在上海开“怒放”演唱会的时候,台下有几万观众在欢呼尖叫,他却全然是一片恍惚。前一天凌晨5点他刚刚从美国飞回北京,中午12点转机到上海,晚上走台排练,胡乱睡了一觉就这么上台表演,时差压根儿没调过来。“那差不多相当于我平时凌晨4点钟的状态,要面对几万人……那特别吓人。”

北京演出的时候,这种颠来倒去的状态又上演了一回。时差之外他还不停咳嗽,因为太忙,断断续续一直没根治,演出前都没压下去。“演出前我在酒店里打佳。”

这两场演出,大家都说唱得太好了、真精彩,只有他自己知道过程有多惊悚。但郑钧也认同那是自己最好的表演之一,他甚至觉得,现在是自己有史以来活得最自在、最放松的时候,身体和嗓音也是十多年来的最佳状态。他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反差归功于自己“外紧内松”的状态,节奏极端密集而心灵极端平静,能量才能厚积薄发。

他现在是密宗的修习者、文化产业的生意人和摇滚歌手,三种并行的身份虽然代表不同空间的不同角色,互不干涉,他仍然觉得“修行者”是对自己最准确的整体描述。人生太快、太短、太无常,拥有的时候要懂得珍惜才不会追悔莫及,这些道理人人烂熟于心,他却绕了个大圈子才一点点体悟出来。“生命就是一次旅行,我们不是坐拥这一切的主人,只是享受这一切的客人,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10年,走出悲观的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郑钧都好像生活在一个绚彩斑斓但模糊的梦里。出道后不久他就崭露头角,成了中国摇滚的一面新旗帜。某次演出结束后他站在路边等车来接,几千个观众高喊着他的名字如人墙般压来,他只能夺路而逃;有女孩窜进休息室要他签名,唰地拉起裙子央他把名字写在大腿上,“我当时就傻了”。25岁时他签了香港宝丽金公司,一张唱片赚了100万元人民币,不管在什么年代看来,那都近乎一个天文数字。

所有人都把他捧在手心上,呼风唤雨,应有尽有,少年得志的负面效应在他身上一样也没落下。“老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的”,脾气暴躁,遇到不愿意做的事,骂人或者掀桌子那是家常便饭。有一回上台领奖,他接过奖杯就说“多谢你们送给我这几块有机玻璃啊”,主办方都颓了。不过这事他不后悔,“现在我还会这样说,但表达自己态度的时候知道尽量不去伤害别人。”

那时他认识了高晓松。两人背景相似,都是本来大学上得好好的,退学搞音乐,又都是少年得志,算是一见如故。高晓松是个狂热的乐观主义者,成天滔滔不绝,生活得没心没肺,这让郑钧觉得很新鲜。“我从小家里管得特别严,在一个极其优秀的哥哥的压力下,特别没自信,很内向,不愿意和人沟通,不愿意说话,所以有意和自己性格截然不同的朋友一起玩。”有段时间两人成天泡在一起,郑钧每天一醒来就会接到高晓松的电话,“他说下楼吧,我在你家门口”,从中午开始吃饭喝酒,晚上再叫上一批女孩,继续吃饭喝酒,直到天亮。

这样的朋友还不止高晓松一个,夜夜笙歌,他心里却并不痛快。每回喝大发了,第二天醒来他就特别内疚甚至仇恨自己,知道不对、不应该,隐隐知道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到了那个点上,却拴不住缰绳。好几年里他都觉得自己坐在一叶小舟上,随波逐流,束手无策。

“我那时一直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起来洗个脸就开始打喷嚏,对整个空气和水都过敏,浑身上下怎么着都不舒服,鼻子发炎,眼睛发炎,哪儿都痒、疼、难受。只要有流行性感冒,我肯定第一个得。晚上也睡不着,失眠,各种小毛病,没完没了。”

身体越是不好,就越是想着靠声色犬马来发泄,如此恶性循环往复,他对生活只剩下绝望。他老是想着要自杀,想从楼上跳下去,觉得死了才一了百了。“我坚持活下来是因为我想,我自杀的话我妈妈就太可怜了。老公已经去世了,要是儿子再自杀……”父亲在他7岁那年过世,对他而言,那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1岁的哥哥不得不扮演起父亲的角色来,但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拳棍相加。“那时觉得很遗憾,别的孩子有父爱啊,作为一个臂膀来保护他,我却只有一个冒充父亲角色的哥哥来打我。之所以跑到杭州去上大学的原因是我想远离我的家,一切重新开始,最好谁也别认识我,洗心革面,从头开始,像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生活。”

后来他对照抑郁症的症状,发现自己从小就有这个倾向。八九岁开始他就陷入极度的悲观,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才差不多把自己调整过来,他说这是命。练瑜伽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借此锻炼身体外,还能保持清醒和理智,控制住自己的言行,“心里突然亮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锻炼,而且能让你的心灵达到平静和专注,对我来说,这像珍宝一样珍贵。”

许多人觉得郑钧变了。他还成了个愉快的素食者,整个人柔软且圆满起来。人生的问题清晰了,甚至答案也一并出现,他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现在他几乎没什么夜生活,也不爱凑朋友的饭局,“大鱼大肉的,我不吃吧,别人觉得我装,吃吧,我自己又别扭,坐那里扫大家的兴干吗。”他的社交方式也比较特别,“朋友打电话来问,今天没什么事儿吧?就来我家泡壶茶,然后一起打个坐。”

剪去长发,重新开始

郑钧离过一次婚。办完手续后他去了银行办了张卡,第一次站在ATM前,一个按钮一个按钮摸索如何取钱。他又去了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让他头晕,原来再想当然不过的生活,突然面目全非。

“离婚了以后才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从梦里边醒来了一样。就像从一个镜子中看到了真正的自己,各种缺点、毛病都出来了。之前都是被别人照顾着,都是别人为我着想,糊里糊涂的,你突然间醒了,发现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才开始反省自己在之前这个梦里的所作所为,发现我原来是这么一个浑浑噩噩、让自己觉得真的可怕的人。”

他遇见刘芸的时候,还沉浸在“绝望愤怒自哀自怜”中。比他小16岁的刘芸之前压根儿没听过他的歌,对他的才华认知为零,只觉得“这个人的头发怎么那么长,还扎个辫子”。介绍他们认识的是朴树的太太吴晓敏,她郑重其事地对刘芸说,“哎,你不懂,他们的头发不是头发,是精神。”

刘芸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他却对这个“事事儿”的小女孩一见钟情。后来他形容这个性格开朗但脾气火暴的爱人,“烈日当头,四季如夏,令伤感无法招架”,他阴郁纠结的文艺范儿在她的阳光灿烂面前压根儿没戏。恋爱一个星期后他就照刘芸的意愿剪去了伴随多年的长发,这个新开始,简直有些仪式的味道。

他开始学习管理自己,照顾另一个人,有话好好说。他也试着操练起以前最不屑做的表面功夫,比如送花,情人节扔一枝没有任何包装的玫瑰在副驾上就让刘芸开心得摇头晃脑,他才觉得,这些世俗的肉麻事情偶尔也可以为之。刘芸曾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朋友聚会时一个不开心,起身就走人,和年少时的他任性得异曲同工。他什么都让着,成天一张温婉的笑脸,“也许就像大师说的,她就是我的修炼。”

“我以前特别不会跟人相处,不管跟媒体还是跟周围的人。后来我发现发生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我总想改变别人,而那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唯一的办法是改变自己,之后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改变自己是你能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情。”

儿子的出生让他喜不自禁,“孩子是一面镜子,能照到你人生美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站在儿子的床前,他才意识到自己曾是一个多么糟糕、自私的孩子,他觉得对不起母亲。“今天我愿意给我妈妈更多的时间,这是最好的礼物。以前不会专门想着该给她打个电话了,和她说话呢也特别不耐烦,‘什么都挺好的’,几句话就挂了。人老了是会啰唆一些,打电话她一聊起来可能就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就聊呗,她高兴就完了。”

他妈妈是大学理论力学教授,清苦安分。小时候他们住在干部大院,电视机刚出来的时候谁谁谁家又添了一台,哥哥格外羡慕,缠着妈妈说也想要。“妈妈什么都没说,只说,行。晚上抱了一个电视回来,两千多块钱,当时她的工资才五十多块钱。她不会说‘咱们家没钱’,你想要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借钱我想办法,放那儿你自己审视一下,你真的想要那么大、那么贵一个玩意儿吗?你真高兴吗?她是让你自己去体会。不合适,当晚就去退了。”

妈妈独特的教育方式让他从小就觉得,钱,怎么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良知、真诚、友谊和亲情远比它来得重要。最穷的时候他睡过公园、每天吃一个煎饼果子,一点儿也不惊慌,五花马千金裘的日子也有过,唱片赚的那100万他统统花了,拿去旅游买吉他,还在北京买了160亩的地,和朋友们一起自由欢聚。“钱这东西你拿着不用它,它就是纸,谁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明天‘哐叽’就死了,有什么用啊?如果你把物质财富定为人生目标,那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自由职业者之路

郑钧把自己定义为自由职业者,“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职业,但是我干的事情,第一都是我喜欢的,第二都是创造性的。我想用创造性的方式带给这个世界一切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他现在还有个头衔:“北京漫动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艺术总监”。郑钧正襟危坐和人谈判的情景,着实让人有些难以想像。刘芸为他准备了休闲西装,他死活不愿意上身,折中的办法是半正式的夹克配衬衫,下面还是牛仔裤。老美们后来看了他的演出,发现这位合作对象是个货真价实的摇滚明星,脾气还真不错。

这部3D电影为中国动漫界或者电影产业会带来怎样的意义,那是后话,对郑钧而言,它更像是他摇滚生涯的一个分叉。“我还是‘主唱’,负责大方向和创意。商业团队和摇滚乐队相当神似。” 此外,他觉得大学里学的那些对外贸易、企业管理知识,还有打下的英语基础,现在总算都用上了,颇有点圆满。

到美国后,郑钧第一件事就是买了把吉他放在家里,“不然我有点儿无所适从”。音乐始终是他可以出发的原点,不是职业,而是一种生存和表达自己的方式,一种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必要媒介。他离不开舞台,不管身体状况如何,只要上台开口唱几句,他一定能进入身体记忆中的状态。他喜欢闭着眼睛,丢开所有的社会身份,忘了郑钧是谁,让音乐的频率和心灵的波段碰撞,“歌者和听众都在非常真实和真诚的状态下”,那种尽兴总能给他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

郑钧一次和一群老朋友喝酒,其中一位突然说,“这些年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没有同流合污,没有放弃自己,没有妥协,还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也感慨起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帮老哥们儿还能坐在一起喝点儿小酒,聊会儿天,挺好,挺高兴。”

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摇滚精神:想干吗就干吗,不用阿谀奉承什么人,喜欢或者不喜欢,都可以直接开口说,过着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没那么多迷惘失落了,他就写平和快乐些的歌,真诚地记录下此时此刻想表达的东西,虽然痛苦容易共鸣,幸福难以共享。人生的激流险滩转过去了,来点细水长流也不错。他还惦记着刚买的三室两厅式的巨型帐篷,什么时候一家子一起去郊游,每人头上挂一盏矿灯,夜里也可以撒欢狂奔。抬头望,世界澄明如镜,好风如水,明月如霜。

汪峰:摇滚就是敢说别人想说的话

汪峰最近的形象颇有上世纪70年代的风范:蓬松高耸的背头,每个月小心翼翼用4瓶发胶维护着,短夹克紧腿裤,配上锃亮的尖头皮鞋,尽量架着墨镜,“我觉着这样方便,合适。”他对造型颇有心得,化妆的时候顺便指导郑钧的化妆师,“眉毛太浓了……头发抓乱点儿,额头得露出来。”

虽然演唱会即将开锣,他还是烟不离手,也不忌辣。今年的主题还是“信仰”,这是他一直以来都热衷的话题。所以在他的音乐里,往往充满了对内心无尽力量的追求,对未来百折不挠的期许。你总觉着他在张望着一些远方的什么,虽然现在还可望不可即,而且宏大到难以一一落在具体的细节里。

最近他的新闻不少,却都颇让他烦恼。比如在香港机场为把吉他带上飞机的问题发了一顿火,一是为了最后一班飞机最后两个座位着急,二来也是真心心疼吉他。他和郑钧认识这么些年来,彼此都觉得精神层面互通了解,聊的反而多是技术性的问题,前一分钟还看他给郑钧递上一套Burberry的童装,转眼两人又说起了吉他。“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吉他,见我瞧不上眼,一人把我带到里面的小房间里,就厕所那么大,墙上挂着的那些吉他,好家伙,每台边上都按了台加湿器,10万人民币起价。”他买了一把。

又比如《春天里》的翻唱风波,他苦口婆心解释了一圈又一圈。可能因为总是在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汪峰始终给人一种绷得紧紧的感觉,像是头上有根线被提着。他太讲求规则,也希望周围的人同样遵循秩序,什么事情都想一五一十说个究竟,难免会像一支绷在弦上的箭。现在全北京地道里的流浪歌手都开始唱这首歌,汪峰为此很是高兴,随即严肃地说,这首歌蕴含的哲学含义跨越了阶层,表情更像是一位学者。“真正击中人的是其中对于生命真正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不可以放在嘴上的,不然就成了特别无聊的事情。摇滚就该把别人想说但无法总结出来的话、不敢说或者说了也没人听的话唱出来。”

汪峰觉得自己现在心态不错,已经不会被任何事逼进死胡同,也不会轻易感到困惑。他还是想认真地谈谈信仰,想把人云亦云的1000句话浓缩在10句里,用旋律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并且希望能够直指人心。

规则是第一位的

十六七岁的时候,汪峰曾闹过一回离家出走。他跑去长安街木樨地附近溜达,夜里实在困得不行,便倒在一辆平板车上睡去。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平板车已经整个滑到立交桥的马路中央,周围车水马龙,警察正站在自己的边上。

这段逸事差不多是他少年时最出格的一笔。从5岁到15岁,他都以一种模式化的节奏生活。上学之外,他每天要拉4个小时的小提琴,满腹怨气也只能忍着,忍过漫漫无际的枯燥,忍下突然绷断的琴弦弹到脸上的疼痛。学音乐是父亲的意愿,在海政文工团吹长号的爸爸让好友教儿子小提琴,在汪峰还无法感受和思索音乐的美妙之前,只能先按部就班地学习技术和规范。这段古典音乐的学习经历对他的性格多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在创作欲望喷薄而出的时候,他仍然会下意识地去摸索一种规则,并且深信勤奋的力量。

汪峰现在差不多一年半到两年发一张专辑,其中有8个月的时间是纯创作期。这期间,他每天从上午10点写到下午两三点,是给自己下的规定。“一定是要关在工作室里。虽然一天四五个小时好像不多,但连续8个月每天坚持写,就是一个惊人的创作量。”每张专辑他至少有五十首的备选量,多的时候达到七八十首,其中90%“直接就给废了”,“它们的意义在于,没有它们就没有那些好歌,垃圾就是垃圾。”大多数的作品,词曲在两三个小时内就能完稿,更多的心力,除了思考和积累,便是花在审视和检验上。“写完一首作品后,我会以最苛刻的、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作品。自我满足是很容易的,但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会害了自己。”

即使身在沸腾到随时会燃烧起来的演唱会现场,他也会留心揣摩技术上的细节。Linkin Park是他的偶像,主唱的有些高音部分他用的方法几乎完全一致,高亢、结实又带着沙哑。“我在现场才更清楚地知道,这种声音的发出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喊,我甚至会感觉到他的发声位置,哦可能就在这儿。”那提醒了他很多东西,也让他找到了更合适的方法,“别人觉得我嗓子马上要完了,其实我完全没有问题的,三十多首歌我的音质都不会变。”很难想像,初出道时汪峰的嗓音其实又轻又细,“像早期的蔡国庆”,他靠发声练习达到了现在的音色。“其实知道方法就可以了,唱歌的音量、情感运用就靠‘气’,靠你的丹田和小腹,嗓子只是一个阀门。”

汪峰在舞台上极少有失控的状态。即使在他的经验还不足以应付所有状况的早期表演生涯里,他也只是在太过激动而体力不济时,发生过声音发抖或者一时忘词的小事故,摔烂吉他或者stage dive等等火暴的场面,几乎与他无缘。上台前他会把所有的细节准备妥当,谨慎周全,“不知道发生什么,这是不可以的”。

带着女儿向前方

成立“鲍家街43号”后的两年里,汪峰每天都会穿过黑糊糊的两层楼梯去地下室,和乐队的成员们一起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嘶喊,为了降低回音,他们还从宿舍里偷偷运来被子糊在墙上。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他被招进国家芭蕾舞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师,白天为白天鹅优雅地伴奏,晚上继续“哐哐哐”的摇滚生涯。那时他觉得自己得做一个选择,“古典音乐是最伟大的音乐,它是无言的,但是我需要表达自己。”

30岁前他先是挨了好一阵子穷困潦倒,好不容易出了专辑,却面临着乐队不得不解散的事实,还要背上背叛的骂名。不怎么顺利的一路,让他总有一点证明自己的渴望,每个阶段里,他都有在名和利中迷失的时候,“但既然每个阶段都有,就说明它没有起到真正负面的作用”。他曾对荣誉的光环患得患失,2008年他获得了音乐风云榜的“年度最佳男歌手”,作为一个摇滚歌手而不是主流的流行歌手拿下这个极具权威性的奖项,可谓不易。“那一刻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也很自豪。但立刻就开始想,明年呢,还会不会是我?”

他甚至为此纠结过一阵子,但立刻醒悟到,对奖项的在意只能让自己停滞不前,摸不着方向。“所有的光环、所有的荣誉事实上都是别人给你的,当然是因为你的出色,但残酷一点儿来说是因为他们愿意。光环去了别人头上,你就特沮丧吗?就觉得自己是个垃圾?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才不会被任何的得失打击到,这种强大是没有任何人能和你抗衡的。”

有了女儿之后,他突然觉得许多障碍过自己的顾虑都不见了,曾经不敢去做或是做得不够彻底的事,他更敢于去追求。“生命这种本质的东西从你身上产生之后,你会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多余的。本来你以为人生中有20件重要的事情,但其中有一些反而让你放不下、无法前进。但有了孩子之后,你会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其实就那么几件事,它们顺了,别的事情都会好,你说的话、做的事情都会更坚定。”

他没能和女儿的妈妈一直走下去。他曾像父亲一样照顾比自己年幼许多的女友,耐心地忍让着她的所有小脾气。因为太年轻,女友赌着一口气和他分开,觉得遗憾,却已无法回头。但这段失败的感情和之前所有没有下文的感情一样,并没有让汪峰对爱情本身失望。“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爱情,或者婚姻这个事物本身是永恒美好的,不然人类也不会不断为它受伤,唯一出现问题的是人,把所有的问题推卸成‘爱情是不靠谱的’。我们可能不成熟,判断不准确,但那不是什么误会。”他说理想化的爱情就是“从不幸的爱情中走出来的下一次”,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修正自己。

女儿并不常常问妈妈为何不能时时都在身边的问题,他也努力不让她去想这些不属于这个年龄该思考的事情。“我和她说,这是一个至少现在来说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有新的妈妈,她一定会对你爱护。当然这种缺憾已经注定,我会慢慢让她明白,所有你的不幸,渐渐也会变成你的财富。”

他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的童年,花10年在枯燥乏味的音乐基础训练上,而是尽可能地去玩,去创造,享受快乐。可女儿说她想练钢琴,他反复和她确认这不是一时兴起,“真要练,就不是这样了”。女儿坐上琴凳之后,或许会体会到他走过的所有无奈和喜悦,或许也会在某一个时刻,如14岁突然听懂柴可夫斯基的他一样号啕大哭起来,她或许也会把音乐当成自己的信仰,明白即使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也和自己的幸福无关。谁知道呢,他自己也还在路上,不过比女儿快了几步而已。


本文来自GQ官网的同名文章,至于文章标题为何略有差异 – 杂志封面印的是“摇摇滚滚到中年”,官网文章是“摇滚到中年”。。。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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