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摇滚路上的两个人——何勇与汪峰

1994年,当何勇在红勘体育馆对着台下观众大喊“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的时候,歌手汪峰所在的“鲍家街43号”才是一支刚刚出道不久的乐队。18年后的今天,年轻一拨儿的孩子们几乎没有人还知道中国大陆曾经有过“魔岩三杰”的存在,而今年工体演唱会之后,汪峰则在“我要飞得更高”的路上继续一路狂奔着。

发福、怀旧和健康

今年,何勇每周会有三天时间在亚运村附近的一个地下两层排练室与自己的乐队排练新专辑的歌曲。最近几年,随着音乐节的兴起,很多中国摇滚歌手又有了收入,在今年年底,包括崔健、黑豹,很多人都把这些钱拿到了新专辑的制作中。与当年《垃圾场》那张专辑封面上精瘦半裸的样子已经完全不同,何勇发福了。在开始排练时,那把挂在脖子上的吉他被顶在肚子上,身上穿着为他挑选的蓝色海魂衫。为了减轻体重,何勇已经开始吃素,“除非是炸酱面,否则尽量不吃肉”。现在,他130斤,他希望自己能够把体重保持在120斤左右。

我们有幸听到了何勇的一首新歌,它听起来不像《姑娘漂亮》那么躁动,更像是在回忆抒情,这首歌的前奏非常迷人,但歌词却很朴素,何勇唱,下雨了,我问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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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 年代,北京的摇滚圈、当代艺术圈、诗人圈关系非常紧密,按何勇的话说就是,“那时候是写诗、画家、摇滚比较牛”。如今,在谈起老朋友各自不同的命运时,何勇的看法非常有趣,他认为后来做餐饮的朋友现在的状态是最健康的,比如原来在不倒翁乐队、现在是一家泰国餐馆老板的李季,以及分别经营杭州菜和云南菜餐厅的当代艺术家岳敏君和方力均。他羡慕他们,并用一种质朴的、类似对待产品的态度去理解了这种成功:“现在社会上一切都是糊弄和忽悠的人取得成功,你说很多人做了什么实在的事儿了?有些人除了写自己的作品之外,就是靠忽悠,当评委也是忽悠。但餐饮业骗不了人,你只能货真价实,踏踏实实地做实在事。”今年“中国好声音”曾经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当评委,但被他拒绝了。何勇怀念的是一个纯粹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想要去开一家北京菜馆。

理想、钱的意义和牛逼

但“中国好声音”迎来了另外一位嘉宾——汪峰。从海选到总决赛,那英组的梁博翻唱的所有曲目几乎都选自汪峰。“可是,”汪峰说,“他唱得一点都不像我,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据说这个一夜成名的青年正为频繁的商业演出感到痛苦,汪峰劝他说,多演多赚钱,不要去拒绝,钱在每一个人的手里是有不同意义的,“有一天你可以随时到任何地方,买20 把吉他,这是你牛逼,不是炫富。这20 把吉他的钱要去买辆车,那你是挺傻的,你不缺这辆车。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拒绝一些其实对于比较成熟的人根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该去赚钱,该去付出劳动,但是永远都要记住,每天至少要抽出两个小时时间,真正拿出琴来弹一些东西,思考一些事情,这样你就一定会走到前面。”

汪峰比何勇小两岁。1994年当何勇在香港红墈体育馆的舞台上活蹦乱跳的时候,23岁的汪峰和他的“鲍家街43号”才刚成立不久。和很多“野路子”出来的乐手不同,“鲍家街43号”的4个人都来自音乐学院,无论是眼界、技术还是音乐素养,相比其他地下乐队,他们都是得天独厚。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的各种Party和演出场所,“鲍家街43号”很受欢迎,“老崔都来看我们的演出,”前乐队吉他手龙隆说,“那在当时可是很荣耀的事情。”他们的排练场地是音乐学院的地下室,跟所有的地下乐队一样,挣不到什么钱。“那时候大家对钱很淡漠,满脑子都是牛逼两个字——做最牛逼的乐队,演得牛逼,玩得牛逼。当然如果谁要能带一个牛逼的果儿(编者注:北京方言,姑娘)去,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龙隆当时心目中牛逼的乐队是滚石、齐柏林飞艇和平克·弗洛伊德。他最喜欢爵士,因为爵士乐最自由。乐队的创作中,龙隆注重曲,不太注重词,而更致力于歌词创作的汪峰“经常被灭”。“因为我比较喜欢自然的词,不太喜欢辞藻华丽的,”龙隆说,“包括鼓手都跟汪峰有一些分歧,就是你的歌词是否有生活经历,好像非常呐喊,受了很多的迫害似的,但是你是否真的受到了迫害?当然中国这个社会需要呐喊,但我受不了意淫的迫害……不过,这倒并不妨碍我们音乐的进程。”

“鲍家街43号”曾参加过一个叫“反拜金主义”的活动,进各大校园演出。到了大学里,学生问他们,演出一场多少钱?他们说,不要钱。学生们觉得“不要钱你们也来,有病吧?”当时龙隆很失望。“那个时候,我们是带有相当的社会责任感,其实不光我们,当时所有摇滚乐手我觉得都有种责任感,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还有点理想主义。”汪峰则说,1994年他们还没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连摇滚青年都算不上”。“他们有一拨人相互认识,好像他们也不接受我们。但我认为,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普通了。”他当时的感觉是,我们在写歌,特别艰苦地做音乐,并且作品要比电视和晚会上那些作品都要好,更真诚。“当时就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不公平……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我觉得事实上我们还是不够好。”那一年的红墈“摇滚中国势力”演唱会,“鲍家街43号”没有参加。后来龙隆说,他理想中的“鲍家街43号”不应该是那个样子:“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动下指头就能有很大力量的乐队,而并不是需要用全力砸一个东西才能产生很大力量的那种。

命运的转折

18到22岁,汪峰游历了美洲和欧洲差不多20多个国家。“见识对于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汪峰说,“那些地方真好,但是我没有觉得我的这个国家不好,中国有太多让我觉得特伤心的事,但是我还是会爱它。去过很多地方以后,我就会有一个更深的认知,那他国家是好,这个好会让我觉得特别震撼,让我觉得自己的国家特别辛酸。”

汪峰的这种“辛酸”,在同一时期的何勇身上可能仍旧是愤怒。在红磡之后的1996年,何勇有一次在工体的演出上唱《姑娘漂亮》,对台下的观众大喊“李素丽,你漂亮吗?”结果这句话让他被禁演了很多年。尽管很多摇滚歌手都有被禁演的传闻,但何勇是真正收到过文件的一个。事后,当时摇滚圈内不仅没有人支持何勇,反而认为他的行为耽误了摇滚,“相当于前面和后面都得罪了,有一点搞砸了的感觉”。从此之后,摇滚的表演市场一直很暗淡,“那时也没有心情表演。”何勇说。他一直在花1994年之后攒的钱,更多的花费则是来自家里拆迁的费用。“自从张炬死以后,我们这批人整体上都受到了打击。”何勇说。作为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是和何勇一起长大的发小。香港红磡之后,人们都认为“魔岩三杰”会赚很多钱,“但因为当时魔岩文化的创办人张培仁没有能力做大陆市场演出,我们只在南京有过一次演出,他们就撤离大陆了,撤离之后,我们几个又不会见风使舵马上再找一个公司合作,所以就这样歇了。”红墈演唱会,何勇赚了1500元。随后,他去美国呆了三个月——当时他有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友刚刚从旧金山去纽约读书。

“我们魔岩三杰当时都不会为人,对你好就是好,有时候一见如故,小孩子脾气,进入社会就发现,怎么会这样啊。”在总结自己的问题时,何勇说。他很怀念在成名之前自己在表演艺术团的时光,在当时,他跟随着一个艺术团到处走穴,去了中国很多地方,他有一个地图,走到哪儿就标一下。他觉得这是他最接地气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我们没有理财或者经营能力,”何勇说,“而且当时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像现在要怎么怎么样,我们是想演就演,也没想挣多少钱,甚至都没觉得必须要买个房子和车,就没有那种物质的渴望,包括张楚,在北京他也没有去想多挣钱买个房子,有点儿钱差不多就好了。”

汪峰与何勇不同。按照与汪峰已有10年交情的发型师Kevin的说法就是,“他的方式就是,‘我一定要飞起来,不能陨落’”。1999年,华纳要签汪峰,只签他一人。龙隆等其他乐队成员认为以雇员的形式合作是不能够容忍的,“我们大家是一起奋斗过来的,最后怎么能成为一个雇员和老板的关系?太奇怪了。”龙隆对汪峰说,你要想签约,认为这样是对的,你就去吧,我们也支持你,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音乐方向,我们断了这段缘就完了。那之后的汪峰,还住在通县,没有什么商业演出,开着一辆没屁股的两厢韩国车。逢年过节,他会叫上Kevin等几个人一起到他家来吃螃蟹,大家嘻嘻哈哈,吃完抹嘴儿走人。直到2004年他那首《飞得更高》的出现,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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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这一年,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何勇却住进了医院。事实上,早在2002年,何勇也“火”了一把——因为点火烧了家里的房子,他被送进过精神病院。虽然,2008年作为昔日“魔岩三杰”的他与窦唯、张楚在上海举办了他们的演唱会,一万人的看台座无虚席,他仍旧能像当年一样与贝司手互相喷水,挥舞着歌迷扔上台的荧光棒,把矿泉水浇在自己的头上——但是,这一切似乎只是怀旧的形式而已。当天台下的观众虽然热情不减,但大多年龄都在三四十岁,他们需要确认的是当年那个愤怒的何勇,记忆当中的何勇。

回忆起当年《垃圾场》专辑如何制作的时候,何勇把自己比喻成一心沉醉在数学研究里完全不知道人情世故的数学家陈景润。“那时候特别猛,”他说,“唱了多少遍也不知道,最多的时候一直唱了好几个小时,状态特好,气特别足。”在那首歌里,他几乎用的是一种“嘶喊”式的高音唱完了整首曲子,而在当时,录音技术并没有电脑后期,也不能一段一段修补,他必须在所有乐手不犯错的最好状态里,录完整首歌,成功率非常低。随着年纪的增长,当何勇再演唱这首歌时,高亢所能带来的生理感觉已经弱了很多,“尤其是后来出现了精神问题,那些抗抑郁的药吃了太多,导致整个人感性的地方已经变得非常少了。你20多岁的时候那个动力发动机的转速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单纯的何勇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不一样。

最后的青春期

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摇滚歌手一样,年轻时候的何勇酗酒,生活极不规律。在当时,他信仰一个老艺术家引用尼采的话——艺术就是玩极端。“那时候对自由尝试的有点儿过了,玩极限、极端,最后伤着了。”到了现在,他说自己羡慕一些能够独立生活、能把工作和生活照顾得特别好的人。有了孩子之后,何勇被逼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你开始考虑特别实际的东西,慢慢被拉回现实中来。”但是他发现意识到了生活的困难,却没有自理能力。何勇现任助理坚子觉得何勇曾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小时候他们就住在一个大院,“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有点难过”。

“现在,我的起居生活也都是家里人在照顾,我收拾房间也不行,洗衣服、做饭都不行,自己在生活上根本不独立,而且这几年面临的生老病死比较多,上有老下有小。年轻的时候我看不见这些东西,以为全部是音乐,都在往高处看,现在看的都是周围。所以最近有时候会特别昏暗地想,如果我的女朋友离开我,我妈妈岁数一大,我就一个人,该怎么面对生活?”何勇说。这让他对未来非常恐惧。

汪峰没有何勇的这些顾虑。他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应该是在30岁左右就已确定,自此之后只有不断深化。除了抽烟比较凶之外,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什么极端和颓废。采访当天,除了最新的iPhone5,他的装备还有牛仔裤、紧身T恤和摇滚风格的帽子,风格和价格都鲜明的那种。牛仔裤紧紧地裹着汪峰的大腿,就年龄而言,他的身材维护得很好。看得出,汪峰的脸和发型也是悉心经营过的。毋庸置疑的是,汪峰坐在那儿,浑身就散发出一股叫做“成功”的气息。2012年,他仍是最红、身价最高的中国内地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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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空中飘

汪峰说他今年需要做的是“更完美、更巧妙、更不一样地表达出太多已经泛滥的主题和情感。做听起来又纯粹,又丰富的音乐”。汪峰将摇滚乐的精粹概括为“真实”,真实包括了批判性和**性,“事实上我觉得一个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愤怒,所有这一切应该是同步的。对一个艺术家来讲,他应该在这方面要比常人要成熟和凝聚得更快更早。我的体会是,成熟以后,对某些事情的批判和愤怒会更清晰,这样便不会认为愤怒或者说那些不合时宜的话是重要的。” “绝不能追求被接受,而是让别人想把你扔掉都扔不掉,”他补充道,“每个人都不傻,好的东西在那儿,马上人家就能听出来,能分辨出是否是真实的情感和神来之笔。”汪峰坚定地认为,他到现在为止出来的所有作品“都是最真诚的表达”。

《信仰在空中飘扬》出版后不久,汪峰一家酒吧看一个他喜欢的乐队演出,遇到一名乐评人——汪峰不肯点名,但形容他是“当时全世界最最痛恨和最看不起我的人”——“他经常发很多的文章,跟周围的朋友说汪峰这个**,永远扛着摇滚的旗号,其实丫就是为了挣钱。”在汪峰的描述中,当天酒吧里,“那个人迎面走过来,然后特别神奇,他当时看见我以后完全不动了,就一直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看——我没事,我无所谓。后来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跟我握手,说,我有一些话要跟你说。随后他大概说了一个小时,总体意思特别简单,就是我知道我过去错了,当然,我坚持的那些东西没有错,但是我看错你了,非常对不起。”汪峰问他,是因为有了《信仰》这张专辑,你觉得我不是那种**了对吗?乐评人说是。汪峰回答,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你有可能还会变成那种**”。

故事被汪峰叙述得如一首精彩的歌。而那个乐评人如何回答,汪峰没有说。实际上——作为一首精彩的歌,唱到这里就刚刚好。而何勇出完新唱片之后,他的心愿是能够写一本书留给自己的孩子。“孩子逐渐长大了,但我跟她交流得很少,我希望把我人生的积累,对社会、对各种历史、对吃、对玩的好多看法写下来,作为一份礼物送给她。”当谈起那些久远的事情,何勇依然非常的孩子气。“我当时写过一首叫《风铃》的歌给张炬,现在网络上没有,但我手机上有,歌词我给你念一下:你来的时候,我将把窗打开,燃起香炉喝酒,这酒是过去的爱情和许多笑话。音乐结束了吗,你不高兴,我心里知道。然后你已经永远,我将一直醉到死后。天堂没有消息,地狱没有消息,但我愿意相信。”


原文刊发于《男人装》2012年第12期,现在网上很难找到全文,本文转自百度贴吧,但由于百度特有的抽楼而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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