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说 | 汪峰 让人痛苦的不是商业,是低级商业(转载)

  排练室里乱哄哄的,有人调音,有人打鼓,有人搬来一箱水丢在角落。

  汪峰点燃第三支中南海,把手机连接音响,给乐队成员播放还未面世的新专辑里的歌曲小样。厚厚的远视镜片下,他那双被放大的眼睛刚才还透着倦意,这会儿兴奋闪光:“听听,这首你一定喜欢。”伙伴晃着油乎乎的长发,聆听半晌,说:“我还是喜欢刚才那首。”

  这样的场景随意、散漫,还有些创作气息,蛮符合人们对摇滚乐排练的想象。

  不过,下一刻,当排练正式开始,坐在中间高椅上的汪峰就散发出了另一种气场。

  他先总结最近几场“存在”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中的问题:贝斯手伢子被灯光严重忽视了,灯光几乎没有打到过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乐手们大声调笑,汪峰等笑声小下来,继续总结:“另外我再说一下上一场出现的严重问题。所有的乐务现在都听好了,你们的工作是这样的,100场不出问题是应该的,有一场出问题,你就只再有一次机会。”

  上一场,乐务某某递给汪峰的琴不出声了。已经开始唱歌的汪峰左顾右盼,幅度又不敢大。另一个乐务某某某发现出了问题,递给汪峰另一把琴。可这把琴的背带太短,会卡在汪峰脖子那儿,没法弹。汪峰摘下琴,继续唱着,一直不能回头。等了20秒左右,他觉得可能应该有人接着琴了,松了手,可是没人接,琴倒在了地上。

  “应该提出表扬的是某某某,肯定要批评的是某某。你应该及时反应,应该怎么补救当时的情况,这是你的工作职责。”接下来汪峰开始自我批评:“上一场我觉得整个乐队最不好的是我,因为错了两次最严重的拍子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我在招呼观众。”

  这位喜欢谈“信仰”、说话常大词连绵的摇滚明星,此时一身人间烟火和专业主义。合起来这两面,似乎让人明白,为什么是他,成为中国摇滚难得商业化成功的范例。

  最好的艺术背后

  一定有大量的工业操作流程

  老板,汪峰的粉丝们这样称呼他。他知道,说“无所谓”。

  为什么叫“老板”成了新粉丝经常向老粉丝请教的问题。各个版本的答案包括:他老是板着脸;他生活作息规律,像个企业家或公司白领。更靠谱的答案是,当年他在老官网上的头衔是老板,那时他有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厂牌“峰声音乐”。现在,老官网和厂牌都没了,这个称呼却留了下来。

  他苛刻起来确实有“老板”范儿。“当我在走台的时候,如果我慢慢走向麦克风,站着半分钟没说话没唱歌,这个时候你要么让调音师拉掉麦,要么就忍受5分钟完全插不上话的批评。” 2013“存在”巡演启动仪式上,汪峰如此描述自己对演唱会细节要求严格。

  他的官方宣传片里,恢宏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音乐配着两位数的奖杯、9位数的金钱和数以百吨计的重量他累计获得10项最佳专辑奖、17首获奖金曲、20个最佳男歌手、82个音乐奖项,此次巡演现场观众人数30万、百人制作团队、总投入近一亿元人民币、每场演出设备重达100吨。堆出来颇有把人砸晕的效果。

  而汪峰的微博上,签名还是“现代文明是一堆垃圾,我们都在扮演着拾荒者的角色,将自己越掏越空”,与他12年前的小说《晚安 北京》中的第一句话“现代生活是一摊垃圾,一摊臭不可闻的垃圾。”非常相似。

  这种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反思会与对数字、规模上的重视矛盾吗?

  “单从人文性上说,永远都有矛盾。但从操作层面上完全没有矛盾。因为最好的艺术背后一定有大量的工业操作流程。”汪峰觉得:“数据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它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但它会说明你付出和参与的程度。除了作品本身质量已经决定在那儿,其他有很多东西是工业化的,到不了一定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保证质量的。”

  14年前,正是因为被5000美元触动,汪峰最终决定提前和京文唱片公司终止合作。5000美元是汪峰任主唱的“鲍家街43号”乐队两张专辑买一送一的海外版权费,包括除大陆之外所有的华语地区。除去公司提走的部分,乐队7个人分剩下的1750美元。

  而此前几年,汪峰为做摇滚乐辞去中央芭蕾舞团小提琴手职务时,每个月工资加各种演出费已经能拿到五六千元。

  “那两张专辑等于是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至少十年,对生活所有的梦想和理解。我觉得特别悲哀。我就在长时间想一个问题:这就是我现在的价值?”汪峰在一次节目里说:“交不起房租,跟家里打欠条。我特别痛苦在于,如果我一直还没有出专辑,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歌手,还这样,肯定是有什么环节出问题了。”

  现在,汪峰更常遇到的提问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歌?”或者,“你写《春天里》这类歌时,怎么让自己重回那种意境?”他的回答很熟练:“不需要重回。抛去所有的光环和物质,人终究是一样的。如果有钱了就写不出好歌,那没钱的时候也写不了太多好歌,这说明富有对于他来讲是终极目的。你的诉求如果是创作优秀歌曲胜过一切,就跟钱没关系。有钱你不用交不出房租,不用为了给朋友或者爱人买不起礼物觉得尴尬,这些事情解除了不会有什么坏的。如果你认为钱在消磨你的意志,这是你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钱从来不会有问题,只是针对不同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你永远不能被除了你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控制。你要能控制所有的事情,这才能做好事情。”

  职业性,我们差得太远了

  自1997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以来,汪峰一直保持着惊人的产量,几乎每一至两年就会发行新专辑。算上现在将面世的第十张专辑,他至少写了七八百首歌。每张专辑他都可以准备五六十首甚至七八十首备选歌曲,选不进的就彻底淘汰掉。

  他不等待灵感。“灵感没什么太可信的。”在每年差不多8个月的创作期里,他每天固定创作四五个小时,写歌词的时候就一直坐着,写歌的时候就弹着箱琴或键盘。他自我评价:“很枯燥,因为不可能每天都有感觉。也很有意思,因为你有很多达不到,如果都达到了就会厌倦,但幸好这个是永远达不到的。”

  最慢的歌写了4年《信仰在空中飘扬》,改了十几稿,向偶像鲍勃·迪伦的名作《答案在风中飘扬》致敬。

  最快的歌两小时搞定词曲。这种情况只出现过3次:“《晚安北京》《花火》《春天里》。”巧的是,让汪峰自选他最喜欢的几首歌,他一口气选的正是这3首,再加上《北京北京》,然后便犹疑着说“还有很多”,选不出了。

  他始终坚持自己做的是摇滚乐,认为“歌词的批判性和表达的个人化是最重要的”,强调自己60%的歌都完全带不了商业色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我选歌的标准没有什么商业不商业,”他说,但表示看一下类型的搭配。提到自己对歌曲类型的要求,他打了个比喻:“像一个人一样,七情六欲都要有。”比较有力量的,比如《光明》和《怒放的生命》,占十分之一二;关于爱情的占十分之一二。他喜欢别人听完他的专辑,每个人喜欢的歌都不太一样,他怕所有人都喜欢某一两首,“说明我只会写这一类,慢慢就局限了。”

  不管是宣传,还是开发布会,总有一些事情让汪峰觉得商业水准低端,但身处其中,他还是会配合。

  他甚至承认自己假唱过。“很无奈。没有一个歌手喜欢假唱。唱歌要协作的。当我举起麦克风,它是通电的,麦克风的质量、环音、返送,所有的一切,你的音色如何调,这些都是问题。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对方完全达不到你的基本要求,因为低水准的一些手段把你的东西变形了,你意识到这是太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这个问题生发开来,成为汪峰的一大感慨:“如果整个行业基准水平高的话,这个完全不成为问题。唉,所以都是因为还有太多不专业。根本在于,中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的问题是太忽视职业性。也许大概10%都不到的领域具有专业性。他犯错误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个错误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认为这个太正常了。”

  汪峰羡慕国外音乐界的高职业化水准。学音乐史的在做企划宣传,或者跟乐队唱了10年没有出来的人成为音乐助理,“这个太强了!你明白吗?某个灯光师,你发现他已经做了15年,他可能过去给克莱普顿做过,给U2做过,在一场演出里他只负责对一个人做研究和跟踪。国外的职业性,我们差得太远了。因为在国外是高度竞争,你出错最多两次,就永远在行业里消失了,不可能还有机会,后面有跟你水平差不多甚至更高的人,一直没有活干。”

  汪峰已经厌倦了对他商业化的多年质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缺乏成熟的一个看法。最好的东西跟商业无关,它核心本身特别灿烂,但是又那么多人喜欢,这就是商业。好的东西到一个高度,完全不存在什么商业不商业的概念。所以很多的论调,实际上探讨的是低级的商业。如果做到商业必然内容是狗屎,内容好一定不能商业,这简直是太低级的一种概念。”

  “让人痛苦的不是商业,是低级商业。”

  采访这一天,汪峰没有梳出镜时常见的飞机头,没有穿紧身裤。以为不拍照,助理的惟一要求是洗洗头发,他照办了,然后穿条宽松灰绿迷彩裤,T恤外罩一件垮垮的五角星卫衣,踩双匡威帆布鞋来排练室。

  “如果每天都在强调摇滚是精神,你绝对没有精神。因为精神是不可言说的。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故事,你可以把它写成诗歌,惟独不可以把它总是放在嘴上,说因为我有精神,你没有,你一定没有。”汪峰说。

  地下室冷飕飕的,他在拍视频时脱了卫衣,露出T恤,拍完又赶紧罩上。那些外界常见的行头,也许,对他来说只是职业性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汪峰:算是满意吧,但是我挺不满足的。满意是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所达到的程度,不满足呢,是因为还有太多做不到的。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汪峰:在大多数人说是的时候,说不。在大家都觉得不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做到是。这就是心得。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汪峰:很理解,而且,那个年代除了没有现在发达和舒适之外,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是现在所没有的。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汪峰:比较幸运地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改变不了的不幸。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汪峰:摇滚乐在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但真的需要更多的人身体力行地做具体的事情,不断地有好作品,而不是只是评论,只是描述概念,只是嚷嚷。要做事。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峰:貌似很独立很自我,事实上没有自我。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汪峰:能够是领袖的,一定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或者他创造的影响力,或者他的作品不管是哪个行业能够影响别人的生活,影响别人的内心世界。当下,你是指活着的?好像我想的都是死了的,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乔布斯。同龄人好像没有能让我有这么大感触的。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汪峰:个人自由。一个人达到自己心中所需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去谈及责任和权利。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达不到他想拥有的那种自由,才会有很多非常变态和变异的行为和思路,把权利和责任理解和运用得特别变态,伤害到别人。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汪峰:《南回归线》,这是书。电影还是《日瓦戈医生》。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汪峰:我觉得我应该算幸福的。担忧很多,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对于我自己的音乐还是对未来的发展。最大的担忧来自于对这个社会,如果它可以再如我们所梦想的那样一点就好了。

  他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他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他想要怒放的生命,他要飞得更高。他笑着哭,他像个孩子,他总是边走边唱。他在长安街上高唱北京北京,在旅途中追问我该如何存在,在春天里低吟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他在彼岸,今天,他在这里。他是汪峰,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歌者。汪峰的音乐有抗争而不颓废,有呐喊而不尖叫,有挣扎而不自虐,总在刺中现实,也被现实刺痛。这是他个人的领悟,却也是时代的呐喊,所以能传唱大江南北,激起无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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