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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幸存者”汪峰

“幸存者”汪峰

Get Rock Get Lucky?

文/季艺

你可以质疑汪峰背叛了摇滚,但也可以说,他是摇滚乐人中的幸存者。


如果一个时代不再给它的摇滚歌手以机会成为“永恒的符号”,不再如它之前可以诞生约翰·列侬、鲍勃·迪伦或者崔健、张楚,那么,歌手是否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幸存者”?

4月16日的北京,汪峰将举办自己在工体的演唱会,继《春天里》之后,他又一次成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在选秀、网络的音乐年代,他的确像是一个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摇滚走出来、且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幸存有时被看作一种背叛,但对人生而言,却是一系列的复杂、智慧、命运、妥协、自我保护,以及不计其数的不得不……

很意外,见到汪峰时,他已化好了妆,往上吹的头发向额头后梳去,高耸而蓬松地隆起在头顶上方,收成了一个长长的尾冠。

本以为他的头发一直是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没有!”汪峰长叹了口气。

“先拿梳子一点点地梳出形状,再把发胶都喷到上面。做这样一个‘飞机头’要花45分钟,化妆15分钟,”与汪峰认识十几年的私人造型师Kevin介绍,“上周连续五天,这几天更天天如此。”

即便如此盛装,到了户外,两人仍要形影不离,“就算中途不停地喷发胶,发型也只能坚持半天,一个月得用掉两三罐发胶。”他的发质细而软,本不适合这种发型。

“为什么给他设计这个发型?觉得这两年他的音乐势力比较强了,头发也要夸张,要酷,要猛。”Kevin说,“崔健、张楚等上一辈摇滚人,不会这么做;许巍也找我剪头发,来之前就说一句,随便吧!李健的头发?那更简单,刷刷就行了!”

汪峰出生在某大院,早年的娱乐记者以“不会迎来送往”回忆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挺拧巴,留长发;他的父亲是一个军队里的长号演员,常跟儿子说,如果在大院里走在一起,离我10米远——他不想让人家看到自己有这样的儿子。”

5岁,因为唱《小小竹排》音准不错,因此在父母的安排下开始拉小提琴,长在高压、抗争、以及一个人在屋子里对墙打乒乓球的郁闷之中;7岁暑假,回南方外婆家的前一天晚上,“发明”了一种新式切西瓜方法:手托西瓜下刀,整个手掌一下子血肉一片。没有告诉任何人,在疼痛和恐惧中度过了一个晚上,直到天亮上了火车与姐姐离开北京——对他而言,南方小镇有着更欢乐的童年。

26岁,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发行唱片而改变。在很多采访中,他以“穷迫、不公”抱怨那段岁月:“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所有的承诺、赞扬,都只是表象的,只有实际的帮助才是唯一。”签约京文唱片之前,连续一个半月的时间,他大冬天每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四处给人听专辑小样。

“听到柴可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开始相信音乐伟大,但在毕业之后又发现,进入音乐领域了自己反而不能生存。”

1997年,《鲍家街43号一》发行,乐队成员加经纪人共有六个人,最后的收入是一万两千块,被六个人分成了六等份;1998年,《鲍家街43号二》发行,前后两张专辑的海外版权被唱片公司老板买一送一地卖给了香港人,一共卖了五千美金。

他说,“分到了钱,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就是我现在的价值?我不是为了钱做音乐,但反过来,如果做音乐让我到了崩溃的地步,我就不能正常生活。”

1999年,华纳唱片进入中国,对汪峰而言,“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唱片公司”;华纳第一任总裁许晓峰听过《花火》之后,给他一个合同,上面写:未来的五年之内,帮你做五张专辑,把你打造成中国的一线歌手。代价是:你必须放弃乐队,只签你一个人。

许晓峰回忆说:“中国的乐队文化很不发达,如果华纳将汪峰、鲍家街一起签过来,两个都得死;先做个人,如果汪峰成功了,别人计算他的乐队成本就不会觉得那么高。比如乐队成本三万块、汪峰还是一万块出场费的时候,加上乐队就变成四万块钱,谁会请他?但当他现在个人出场费已经超过三十万的时候,如果给乐队加三万块钱,这倒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为了乐队,我拒绝了华纳,用不了一两年,我肯定会在心里骂他们,也会怪自己。”汪峰回忆。

原有的乐队解散之后,汪峰又组了一个新乐队,取名“汪峰与鲍家街43号”,费用由汪峰负担,结束了同甘共苦的六个人均分一万两千块的日子。经过六年时间,他的出场费从三千元升到二十万元,这样的演出每年有五十几场。

大门乐队(The Doors)的主唱吉姆·莫瑞斯和他的键盘手在海边抽着大麻。

键盘手: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

吉姆·莫瑞斯: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

键盘手: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歌。

吉姆·莫瑞斯: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

“如果你看过吉姆·莫瑞斯的歌词,会发现,他绝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灵魂非常高贵、纯粹的诗人。如果我们以传统的角度看,这哪是为了艺术!但你会发现他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他可爱就可爱在这儿。真实是摇滚第一特性,不妥协是第二特性,革命是第三特性。如果你第一特性做不到的话,一切都是伪装。我就是想赚一百万,因为我现在没钱——这才是真实。”

2007年,汪峰才认为自己终于能自如创作了,之前充满了挣扎。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偶像的传记,但并没有在其中发现音乐里的奥秘,反而像一百万元这样“特别小的小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5年,创盟音乐的会议室。

一群人在讨论一个叫《扭曲的机器》的歌曲Demo,歌词是这样的:“教授、骗子涌上街头,这就是怒放的生命,像一台报废的机器。”压抑、愤怒呐喊、咆哮,完全是一个丑陋的社会。在Demo的讨论会上,以没有打动自己为由,许晓峰将这首歌否定了。

“旋律很好,气场独特,歌词上做一个调整应该可以。”企宣李先生认为。

会后,经纪人对“并未与会的汪峰”传达了建议,两周后,同一首曲子,再听到时,歌词已完全相反,歌名从《扭曲的机器》改为《怒放的生命》:“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如同之前《飞得更高》、2007年的《勇敢的心》,修改后的《怒放的生命》拥有了一类“励志”气质。作为该专辑的主打,是被这么宣传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悔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

企宣李先生听完后赞叹道:“这是一个聪明的艺人,聪明到让唱片公司所有人赞叹‘很牛逼啊!’要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商品去经营的概念。”

汪峰离开了“鲍家街43号”之后,励志成为了一个他很重要的标志。从此,国家级活动、商业活动、企业年会,开始纷纷邀请他参加。

一个在“汪峰贴吧”发帖总被删除的乐迷,忿忿不平地来到了“谢天笑吧”,他在论坛里,将2007年之后汪峰签约的公司“大国文化”与最早“京文”,单纯就签约艺人进行了比较:

京文唱片曾签艺人:郭峰、崔健、罗琦、零点、指南针、唐朝、子曰、鲍家街43号;

大国文化旗下艺人:李玟、女生宿舍、王蓉、古天乐、许慧欣、郭富城、黄晓明、汪峰。

比较这两列人名,既可以质疑汪峰背叛了摇滚,但也可以说,他是他们中的幸存者。

“18岁到25岁,创作来自于青少年生活的积累,有冲劲,第一张专辑比较出色,原因就在于此;进入创作第二阶段,就形成了习惯,好的一面是它是一个职业习惯;不好的则是,这会转化为一个熟练工种,不讲究强大和思想性。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你觉得自己是那么差,创作手法那么单一苍白。一直在反思,一直在推翻自己。

“这时候,你会不断地发现好的歌词和音乐,比如大门乐队,觉得这些东西是好,但是离自己太遥远。

“但到了创作的第三阶段,当音乐既成为你的习惯,又成为你心灵表达的窗口,那就好了,你可以自如地用到所有的技巧了。艺术的关键在于方法。这时候,我可以问自己了:列侬真的是那么遥远吗?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点,我们都是人,虽然我们所处的社会完全截然不同,但我认为只要是同一个物种,灵魂是不会有多大差异的,因为人的情感感受永远是相似的。但是为什么有伟大和渺小之分?是在于人格魅力和人格力量。但凡成为让别人记住的艺术家,或者有伟大的、传世的作品的艺术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人格力量超越了一切。

“但如果这时你的心、世界观已慢慢被这个社会磨平,没有了棱角,那我也想说,就算你掌握了更好的技巧,你也只是个匠人,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领袖,所有事情在这里微妙到缺一不可。”

片场。

汪峰的助手在讨论一位女星的时装片:“西瓜中间少了一沿儿,她把那瓜放在两腿之间,伸进一只中指比划,太牛了!你去找找!”

经纪人在电话里讨论代言:“新歌?这也是新歌啊,量身定做贵点,要加制作费——他是什么行业的?”

换完一套衣服之后,汪峰会习惯性质疑:“不是吧?这样?不行,不行!”

“我这一生都没穿过风衣。”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这种正装领带已经过时了?”

……

他分别以“香蕉的南洋华侨”、“农企”、“上班的”评价过身上的衣服,但拒绝后,仍愿意配合大多数的拍摄要求。

“好吧,好吧!我不是都穿了吗?你们给我一身比基尼我也穿上!”全场大笑。

汪峰的同学们大部分在各大乐团,一部分出国,在世界级交响乐团里,或者留校当老师。

如今的“鲍家街43号”,多数乐队成员也选择了类似的生活:吉他手开了自己的录音棚,贝斯手在国家级的芭蕾舞团,鼓手与键盘手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

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动荡的日子并不如汪峰自己描述的那般漫长,他没有选择过多过久地以痛苦和贫困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崔健、张楚、何勇则迷信于此),—他24岁离开芭蕾舞团,25岁签约了京文唱片,随后,又因为优厚的条件,去了更符合“精英身份”的国际唱片公司,或许,除了“写歌可以表达自己,而希望自己在创作音乐方面走得更远”之外,在人生的道路与个人身份的追求上,他与他同学的选择,并没有真正太大的差异。

现在,汪峰皮鞋尖尖的两侧,被捏出了立体的形状,长出了裤脚十几厘米,一件漆皮夹克平而垂直,在他昂首挺胸时,会将身体修饰得边角坚硬、方正,像是被套在了一个黑色方块之中的人—汪峰认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风格:“从外表上,就要有一个搞摇滚的样子。”

毕业前,他邀请父母去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见到儿子在舞台上烫着头发,父母坐在台下很不好意思:“音乐学院整个氛围是高雅的,我们也希望他能搞高雅艺术,西服革履,打着领带,很优美地拉小提琴。”如今,母亲对儿子表示认可:“他现在需要这种风格。”儿子的成功,令他们觉得这也是另一种“西装革履”。

2009年11月,《鲁豫有约》,主播沙发旁边的一个狭小的台子上,汪峰在仰头嘶吼地演唱《春天里》。聊过经历过的痛苦后,他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母亲、童年的照片,还有五岁的女儿。

从“嫩模”、“两岁女儿”到“旭日阳刚”,世俗生活在他的身上已打下了烙印——而上一辈中国摇滚音乐人其实很少会让人联想到如此多的世俗因子,汪峰和他们不太一样,如同一个油盐酱醋茶、绯闻之余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世俗在他身上结合得非常自然。

“时代不同——那个时代会造就非常纯粹的人,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想做到纯粹,结果就是非常做作。”

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么,你还可以选择做这个时代的幸存者,无论是命运、自我,还是时代本身;汪峰无疑选择了后者。

“我统计了一下,这一年每隔三四个月,我就有一个能上手机报的新闻。”他说。

禁止“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有人认为他很傲慢,觉得“这首歌不是写给农民工的,而是写给汪峰这样的人的”。

我们开玩笑他的歌曲太深奥,难以理解:“你太学院了!”

他自嘲地说:“哪有?如果是学院派,你觉得旭日阳刚能喜欢吗?”

他说:“旭日阳刚未经授权演唱《春天里》,第二天公司就要发表声明。出于善意,我让经纪人去打电话,口头告知他们。结果,出现的报道非常恶意,认为我切断了他们以后的生路,感觉他们的未来非常悲惨。我一看,这事不得不说,因为大众正在疯狂地谴责我。”

他为自己被夸张成一个“心胸非常狭隘,看到帮助的人红了、自己就受不了”的人而恼怒:“就好像我是这个行业的恶霸,居心叵测——这个我肯定不接受。这是大众的娱乐心态,任何时刻无条件地站在弱势的一方,无论对错—难道不该关心事情本来是怎样的吗?”

当天下午,他发表了长达5000字的博文:“如果我不做,一点都不会有,如果我做了就非常彻底,我不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讨价还价,我会一次性地告诉你所有的事情。”

“总会有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站出来,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所以他做了。但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我瞅准了历史要造就什么,实在是我不得不说。是不是势单力薄。我不在乎!”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些。

在汪峰看来,正常生活给创作者带来的好处是,不会让作者在比较偏激的心态下创作。

“中国摇滚乐坛上,在初期这些出色的音乐家之后,诞生了很多年轻的地下乐队。他们因为担心丧失这种偏激,就在无的基础上批判有——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在有的基础上批判无,应该在有的基础上批判有。财富、社会最新的事物和其他有代表的东西,已经是你生活中体验过和拥有的了,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用客观的态度来评价这些事物的阴暗面。”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所以在我们作品中,我们去嘲笑批判有钱人;这样做可以,但是你很容易就发现那个批判者其实一无所有。也不是说所有贫穷的人都不可以去批判富有的人,不是这个意思;真正有智慧有思想的人,即便身处贫穷,也不会浅薄地表象地批判。因为有一天,当他成了富人,他也会像富人一样生活。”

“他应该揭示人类生活的本质——贫穷为什么这样?富有为什么这样?贫富分化又为什么这样?这才是更有意义的,值得大家深思;不能因为他骑自行车,就批判所有开车的人都是狗屎,这没有任何道理。”

“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是令人失望,但永远又会在很多时候,向人们展示它特别灿烂、积极的一面。世界有可悲的一面,一个实物会越来越老化,越来越损耗;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可悲的规律就一颓到底。”

“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死亡。所有积极的东西,从根本意义上讲,是对所有令人失望和可悲事物的支撑和抵消。否则的话,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天天骂不就完了?”

“永远不要漠视积极的一面,或者觉得那就是扯——永远不要觉得这不存在,积极的一面其实非常多。但人永远是自我矛盾的,如果你天天骂,可你对食物还有要求,知道出门不能只穿一件衣服,找女朋友总希望找更漂亮的——请问这是什么?那我只能说你更虚伪,因为如果你自视过高到认为这个世界是绝对黑暗的话,你应该不再需要任何物质了,你就应该选择自己,或者是到一个无人的地方终老。”

纯粹而无邪的岁月对大部分人来说,非常短暂;纯粹带来的幸运远去之后,大部分时间人需要理性继续生活,人需要才华,也需要有保护才华的能力。

汪峰今年40岁,问他有没有中年人的平庸,他有些排斥但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没有任何老化、平庸。”

在《传奇》红了之后,李健有一次和他聊到了成功,他们同样来自知名学府,放弃了体制内工作,默默无名过。李健说:“我们受过很高的教育,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深刻的认识,有能力消费,而不是一个突然发财、志趣低俗、只能拥有昂贵低俗爱好的人。我们不上不下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能看透很多事情,不应该被成功击倒。”汪峰表示了认同。

早年的很多人之中,小伟是汪峰最为感激的一个人,也是他最早的资助者。他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没有他,就没有我。”

在“鲍家街43号”最初成立的两年间,小伟为乐队租了间地下室作为乐队排练之用,且为之购置了最好的乐器。

汪峰说:“他帮助我比我帮助旭日阳刚的程度,高出无数倍,完全是无私的。”

但在和第一家正规唱片公司签约之后,小伟不得不退出了这个舞台,一个月后他便辞去北京的工作,南下深圳。汪峰说:“我心里也不开心,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彻底势不两立了,那么,没什么好难受的。事实是我们就像两个人离婚一样,我很爱你,但是我们俩必须离。”

爱情是他另一个对青春的告别。33岁时,他用《乱世佳人》中阿希礼对斯嘉丽所说的话来形容17岁的葛荟婕:“你就像火和风以及原始的野生动物一样。”在他们认识的第二年,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你是歌手,是诗人,是表演者。社会、压力、经历渐渐将你变质。或许在我们相爱之前,你就已变质。只是当时我被你那完美的才华所吸引。”葛荟婕在2008年10月9日的博文中写道。在一张黑白照片中,她以颓废和被动的神态**纵在时装摄影中,扮演一类“死去”。现在,葛荟婕26岁,只希望自己能在纽约将一个模特未走完的路走完。

对于女儿的教育,“不撒谎、平等、不能说脏话,对老人要尊敬”——除了这几个原则其他随便;问到如何与孩子解释母亲这个角色时,他想了想,给出了一个宏大的评价:“妈妈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停顿了几秒,做了一个补充,“她是你一生中几乎是唯一的可以对你不离不弃的人。”

宏大得像他写的歌词:孤独、春天、温暖、中国、母亲、理想、燃烧、飞翔、梦想……它们指向四海、无比辽阔,但似乎又与人的内心“隔”了什么,类似一种借来的渲染,并非人内心的真实感受,一种“词”与“物”的分离。

采访到了最后,我们谈到人性的自私,问他认为自己身上最自私的部分是什么,他回答:“如果有自私,还是在音乐上。”

“创作是一种最自私的体现,当然,这个自私是带引号的,是极度自我和排他的。创作音乐必须自私,只有进入这种状态,才能把你的精神世界全部打开,与受众没有距离。如果有人或事影响了你的创作,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有可能你会花一两年的时间,就为了某一个瞬间或者一首歌,如果在这个时刻,你被打扰了,被一件事情耗费精力,可能这种完美永远也就不会出现了。”

“从这个角度讲,你认为那是自私那就是吧——但不自私该多么可惜?如果你能够让它出来,它可以让多少人受到影响,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声音,甚至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这又是无私。”(完)


本文来自2011年的《Hislife他生活》杂志,但杂志网站已关闭,原文链接失效,后在汪峰贴吧找到搬运的帖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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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转载 | “幸存者”汪峰」的一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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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是那样的,葛荟婕,你还是不了解不懂这个曾经爱过你并且和你生了孩子的男人,你们感情的终结不是他变质了,而是在共同的生活中他一直在成长,而你却跟不上他的步伐” — 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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