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摇滚的幸存者——汪峰

【日历姐前记】:本文转载自豆瓣微杂志2011年12月7日发表的同名文章,作者:季艺。季艺的采访,本站曾经转载,这次颇为疑惑。首先,本文与《HisLife他生活》上的署名“季艺”文章《“幸存者”汪峰》极其类似,并有所修改。附图也一样;其次,这篇发布日期比《“幸存者”汪峰》晚,但却有《“幸存者”汪峰》里没有的事实错漏。罢了罢了,日历姐把明显错漏之处注释一下,权当作资料收集。


见到汪峰时,他的脸上已画好了妆,往上吹的头发向额头后飞去,高耸而蓬松地隆在头顶上方,拢成了一个长长的尾冠,杂志的化妆师来到现场又因无事可做离开。

“一直以为你的头发是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下?”,“没有!”他长长叹了口气。

“首先,先要拿梳子一点点地梳出形状,再把发胶都喷到上面。做这样一个‘飞机头’要花45分钟,化妆15分钟。”与他认识十几年的私人造型师KEVIN介绍,每次出门之前,他会先一个小时到汪峰家中,“上周七天里连续五天,这两天天天如此。”

但即使如此,到了户外,这个发型仍必须要两个人形影不离,“就算中途不停地喷发胶,发型也只能坚持半天,一个月要用两、三罐500ML的发胶。”他的发质细而软,本来不适合这种发型。

“为什么给他设计这个发型呢?是因为觉得这两年他的音乐势力比较强了,头发也要夸张,酷、猛。”KEVIN这么介绍。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每隔三四个月,我就有一个能上手机报的事。”一见面,汪峰这么解释自己与一年前的不同。

旭日阳刚事件之中,汪峰为自己被塑造成一个“心胸非常狭隘的人”感到愤怒,“看到帮助的人火了,自己就受不了了,我真的就像这个行业的恶霸,居心叵测,这个我肯定不可以接受,大众的娱乐心态,无条件的任何时刻站在属于弱势的一方,无论对错,大众不关心事情到底怎么样?”当时他正在外地演出,“早上九点钟的时候,朋友打电话叫醒了我,我一看,这个事情不得不说,大众正在疯狂地谴责我。”当天下午,他发表了那篇长达5000字的博文。

禁止农民工兄弟演唱《春天里》,有人认为他体现了一种傲慢,觉得“这首歌不是写给农民工的,而是写给汪峰这样的人。”我们开玩笑说“你的歌曲太深奥了,意象多,难以理解,太学院!”他可以轻松的自嘲:“哪有!?如果学院派,你觉得旭日阳刚他们能喜欢吗?”

“如果我不做,一点都不会有,如果我做了就非常彻底,我不会跟你,你一句我一句,我会一次性告诉你所有的事。”

“从历史的角度看,总会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所以他做了。当人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因为他第一次做这个事情,老崔也是,在那个年代,能有那么好的歌曲,给全中国带来那么好的音乐,他就是第一次。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我瞅准了历史,我要造就一下!实在是我不得不说!是不是势单力薄?我不在乎!”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些。

早年娱乐记者以不会“迎来送往”回忆这位出生在大院里的子弟,“年轻的时候他就挺拧巴,留长发,父亲是一个军队里的长号演员,跟他说,如果在大院里走在一起,离我 10米远,不像让人家看到自己有这样的儿子。”

另一个令他们对他颇有好感的细节是:谢天笑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汪峰签了京文,“过生日他会叫上他们乐队,纯粹出于欣赏,不太愿意和主流明星们一起玩儿。”

26岁时,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出了一张唱片发生改变,很多采访中,他以穷迫、不公抱怨那段岁月,“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所有的承诺、赞扬,都只是表象的,只有实际的帮助才是唯一。”他相信实际的帮助,也懂得自己寻找机会,签约京文唱片之前,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天天在冬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四处给人听专辑之中的小样,标准是:“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人”。

他多次在采访中说,“任何一个阶段,我都会觉得生活不对,听到柴可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终于开始相信音乐伟大,但在毕业之后又发现,进入那个领域之后,自己不能生存。”

1997年,专辑《鲍家街43号一》发行,乐队成员加经纪人共6个人,最后的收入是六个人均分一万两千块钱,1998年,《鲍家街43号二》发行,两张专辑的海外版权被京文唱片老板以“买一送一”的方式地卖给了香港人,大陆之外,他们拥有了世界上全部华语地区发行权,一共卖了5000美金。

“分到了钱,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就是我现在的就是价值?我不是为了钱做音乐,但反过来,如果做了音乐让我到了崩溃的地步,我真的不能正常生活。”

1999年,华纳唱片进入中国,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唱片公司”,当时中国的乐队文化并不发达,华纳第一任总裁许晓峰听过《花火》之后,便给了他一个合同,上面写:未来的五年之内,帮你做五张专辑,做成中国的一线歌手。而代价是:必须放弃乐队,只签你一个人。“如果华纳将汪峰、鲍家街一起签过来,两个都死,先做个人,你成功了,别人计算你的乐队成本就不会觉得那么高。比如乐队成本三万块,汪峰还是一万块钱出场费的时候,加上乐队就变成四万块钱,谁会请你?但当你现在一个出场费已经超过三十万的时候,加个乐队,如果加三万块钱,这可以接受。”

“如果为了乐队,我拒绝了华纳,用不了一两年,我肯定会在心里骂你们,也会怪自己。”

“这真是一件很孙子的事情,但是没办法!”他解散了这个大学校园时期建立起的乐队,结束了五个人同甘共苦平分一万两千元的日子。



2005年,许晓峰从华纳离开自立门户,并为汪峰创造个人厂牌,创盟音乐的会议室里,一群音乐人讨论汪峰创作的一首名为《机器》的歌,歌词是:

“教授、骗子涌上街头。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报废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一望无际无爱的丛林,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精良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钢筋水泥荒芜的丛林,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破碎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痛彻心扉无尽的梦魇”

压抑、愤怒呐喊、咆哮,关于一个丑陋的社会。

会上,许晓峰以没有打动自己为由将这首歌否定。过去六年,他将华纳中国从20万元做到5000万,然后因为公司里的外国人离开,“这5000万之中,汪峰个人占20%左右。”他的出场费从3000元涨到20万,这样的演出每年50几场。

“旋律很好,独特气场,歌词上做一个调整应该就可以了,”企宣李先生建议自己的老板。会后,经纪人对“并未与会的汪峰”传达了会上的想法,两周之后,汪峰修改完成,同一首曲子,李先生再次听到时,歌词含义已经完全相反,歌名从《机器》改为《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如同之前《飞得更高》、之后《勇敢的心》,这首改过的歌曲同样也拥有了一类“励志”的气质。作为专辑主打,它这么被宣传:以超越平凡的力量矗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悔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

“那个时候,很多人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商品去要求。这是一个聪明的艺人,在汪峰与鲍家街43号分开之后,励志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门楣。从此,国家级活动、商业活动、企业年会,纷纷愿意邀请他去参加。”李先生说。



“我将自己的创作分为了三个阶段。”汪峰说。

18岁到25岁,创作来自于青少年生活的积累,有冲劲,而第一张专辑《花火》比较出色,原因就在这里;进入到创作第二个阶段,会形成一个习惯,就像吃饭、睡觉,每天在一个职业习惯里,但会转化为一个熟练工种,不讲究任何内容部分的强大和思想性,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你发现你是那么那么地差,创作手法单一苍白,一直在反思,一直在推翻自己,前提是,如果你愿意这么做,但有很多人不愿意,觉得已经很好了。“你会不断地发现好的歌词、音乐,比如鲍勃迪伦、THE DOORS的音乐、约翰列侬,觉得这些东西太好,但是离自己太遥远。”

“但到了创作的第三阶段,既是你的习惯,又成为你心灵表达的窗口,那就很好,你可以自如地用到所有的表达方式,艺术的关键在于方法,我开始反问自己:列侬真的是那么遥远吗?

2007年,直到《勇敢的心》之后,汪峰才认为自己终于能进行自如的创作,而之前的过程充满了挣扎。纠结期间,他阅读大量的偶像传记:从鲍勃迪伦、THE DOORS到约翰列侬,他们都是摇滚圈里被主流世界承认了的歌手,他并没有在其中发现他想找到的音乐奥秘,却记住了一件关于一百万元“特别小的小事”。

故事这样:在海边,大门乐队的主唱Jim Morrison和他的键盘手抽大麻,键盘手问: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Jim Morrison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的歌,键盘手说。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Jim回答。

“如果你看过Jim Morrison的歌词,会发现他绝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他是一个灵魂非常高贵、纯粹的诗人。如果我们以传统的角度,会觉得这是什么啊?!这哪是为了艺术,但你会发现他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可爱就可爱在这儿,真实是摇滚第一特性、不妥协是第二特性、革命是第三特性,如果你第一特性做不到的话,一切都是伪装,我就是想赚一百万,因为我现在没钱,很多时候,这才是真正。”

同时,他也以我们都是“同一个物种”的方式安慰了自己与列侬们的差距,“因为,我们有一个基点一样,我们都是人,你们所处的社会完全截然不同,但是我认为只要是一个物种,灵魂里的东西不会有多大的差异,因为人的情感感受永远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有伟大和渺小?最后,我明白了是在人格魅力和人格力量,只要能够成为让别人记住的艺术家,或者伟大的、传世的,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人格力量超越了一切。”

一个在汪峰贴吧发帖总被删除的乐迷,忿忿不平地来到谢天笑吧,在论坛里,他从签约艺人的风格对2007年之后汪峰签约的公司“大国文化”与最早的“京文”进行了比较:

京文唱片曾签艺人:郭峰、崔健、罗琦、零点、指南针、唐朝、子曰、鲍家街43号;
大国文化旗下艺人:李玟、女生宿舍、王蓉、古天乐、许慧欣、郭富城、黄晓明、汪峰。
从此,这两列人名之中,可以质疑他背叛了摇滚,也可以说,他是这群人之中的幸存者。

汪峰有着悲观主义底色,但又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是令人失望,但永远又会在很多时刻,向人们展示他特别灿烂、积极的一面,”他说,“从规律来讲,一个世界的可悲性,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生理上,所有这些方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基点,我们只从时间性来讲,一个事物一个物体,它只会越来越老化,越来越损耗,但你不能因为可悲,一颓到底,唯一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很多问题刨根问底到非常彻底就是‘生与死’,所有积极的东西,根本意义上,是对所有令人失望和可悲事物的支撑和抵消。否则的话,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天天骂不就完了?!

但人永远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如果你天天骂,但你对食物还有要求,你每天还要喝水,知道出门不能只穿一件衣服,找女朋友总希望找更漂亮的,请问这是什么?那我只能说你更虚伪,因为如果你伟大到你认为这世界是绝对黑暗的话,你不应该需要任何东西了,你就应该选择自己,或者是真的到一个无人的地方终老。”

4月16日的北京,他将迎来自己在工体的演唱会,《春天里》事件之后,他又一次成功地让人们看到了自己,在选秀、网络的音乐年代,这的确是一个从90年代的中国摇滚时代走出,为数不多幸存的人。


片场。造型师KEVIN在和两个女孩讨论一位女星的时装片,“西瓜中间少了一沿儿,她把那瓜放在两腿之间,伸进一只中指,太他妈的牛逼了!你去找找!”一个典型的上世纪摇滚圈话题。

换完了一套衣服,汪峰会习惯性质疑,“不是吧?这样?不行!不行!”,“我这一生都没穿过风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这种正装领带已经过时了!”

他以“香蕉的南洋华侨”、“农企”、“上班的”分别评价过这些行头,但在拒之后,仍愿意答应大多数的拍摄和着装要求。“好吧!好吧!我不是都穿了吗?你们给我一身比基尼我也穿上!”全场大笑。

经纪人在一个个电话里讨论着代言,“新歌?这也是新歌啊,量身定做贵点,要加制作费,他是做什么行业的?”

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如今大部分在各大精英乐团,一小部分出国,在世界级交响乐团里,或者留校当老师。“生活不愁,基本上是一个初级中产。”而当年鲍家街43号的成员,多数选择了类似的生活,吉他手开了自己的录音棚,贝斯在国家级的芭蕾舞团,鼓手与键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

毕业之后,动荡的日子并不如他自己描述那般漫长,他没有选择过多、过久地以痛苦、贫困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崔健、张楚、何勇则迷信于此),24岁,他离开芭蕾舞团,25岁便签约了京文唱片,随后,又因为优厚的条件,去了更符合“精英身份”的国际唱片公司,除了“写歌可以表达自己,而希望自己在创作音乐方面走得更远”之外,从人生的道路与个人身份的追求上,他实际上与这些同学们的选择并没有真正太大的差异。

2009年11月,《鲁豫有约》,主播沙发旁边的一个狭小局促的圆台子上,汪峰在仰头嘶吼地演唱《春天里》。在聊过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之后,他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母亲,童年的照片,五岁的女儿。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在他死后,去国外任何地方,他会带着父亲的骨灰。

毕业前,他邀请自己的父母去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5岁,他们发现儿子唱《小小竹排》音准不错,为从小有一个吃饭的饭碗,开始拉小提琴,从此成长在了高压、抗争,以及一个人在屋子里对墙打乒乓球的郁闷之中,五年级便上了音乐学院。7岁暑假,回南方外婆家的前一天晚上,“发明”了一种新式切西瓜方法:手托西瓜,下刀,整个手掌一下子血肉一片。没有告诉任何人,在疼痛和恐惧之中度过了一个晚上,直到顺利在天亮上了火车与姐姐离开北京,对他而言,南方小镇有童年的欢乐。

毕业音乐会的舞台上,见到儿子烫着头发,父母坐在台下很不好意思。“音乐学院整个范围是高雅的,我们也希望他能搞高雅艺术,穿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拉很优美的小提琴。”在儿子写出了《我爱你中国》之后(日历姐注: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汪爸爸觉得汪峰成功是因为《晚安 北京》。),二老觉得自己的儿子成功了,皮鞋尖尖的两侧,被捏出了立体的形状,长出了裤脚十几厘米,一件漆皮夹克平而垂直,在他昂首挺胸时,会将身体修饰地边角坚硬、方正,像是被套在了一个黑色方块之中的人,汪峰认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风格,“从外表上,你就要有一个搞摇滚的样子”。相隔半年的两个访谈节目之中,母亲穿着同一件大花旗袍在最后出场,讲述了儿子早年的不易,以及自己现在对他的赞赏。如今,母亲对儿子表示认可,“他现在需要这种风格”,或许,儿子身上这些过度的服饰,令老人觉得这也是另外的一种“西装革履”。

嫩模、两岁女儿(日历姐注:很遗憾,作者似乎多有拼凑,前面还是” 五岁的女儿 “,此地熙熙就变了年龄)、旭日阳刚,世俗生活在他的身上已显而易见,上一辈中国摇滚音乐人的人生很少会让人从他们的身上联想到如此繁多的世俗因素,如同崔健的女儿,他如今住的筒子楼,世俗生活在他身上明显存在,但你或许觉得他破败、衰老,但世俗生活仍是在被自身的一种气质“割裂”了,人们认为在他身上这些是没有必要去谈及的,他们以痛苦、孤独、失败者与世界发生联系。汪峰和他们不太一样,如同油盐酱醋茶、绯闻之于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世俗在他身上结合地自然而然。

如果是时代不再给自己的摇滚歌手成为“永恒符号”的机会,不再如同它之前诞生了崔健、张楚,约翰列侬或者鲍勃迪伦,那么,人们是否应该允许这个歌手在摇滚的名义下选择作为生活之中的“幸存者”存在下去?

尽管“幸存者”有时被看作一种背叛,但对于人生而言,却也是一类复杂、智慧、妥协、自我保护,以及不计其数的不得不,但在这之后,故事无论如何巧妙、机智,左右逢源地绝处逢生,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聪明人如何在一个无聊世界上生存了下去。

纯粹而无邪的岁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非常的短暂,享受过纯粹带来的幸运,又在这种幸运远去之后,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需要建立理性继续生活,这需要才华,也需要有保护才华的能力。

《传奇》红了之后,李健有一次和汪峰聊到了成功与享受,两个人同样来自知名学府,放弃了体制工作,默默无名过,最近又被广泛地认可,李健说,我们受过很高的教育,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深刻的认识,也有能力消费,而不是一个突然发财、志趣低俗的人,只能拥有昂贵低俗的爱好。我们不上不下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能看透很多事情,不应该会被成功击倒。汪峰表示了认同。他今年42岁,当问到他有没有中年人的平庸,他有些排斥但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没有任何老化、平庸。

而在鲍家街43号早年遇到的很多人之中,一个叫小伟的人汪峰多次感谢,这是自己最早的支助者,汪峰称他们的关系为“没有他,就没有我。”鲍家街43号最初成立了两年之中,小伟凭借个人欣赏为乐队租下地下室排练,购置了所有最好的乐器。“他要比我帮助旭日阳光的程度,高出无数倍地帮助我,无私的。”

签约第一家正规唱片公司之后,小伟这个没有任何合约关系的“经纪人”便不得不退出,不到一个月,他把北京的工作辞掉去了深圳,“他心里肯定不开心,如果说彻底咱俩势不两立了,那没什么难受。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因为我理解你,我又必须离开你,就像两个人离婚一样:我很爱你,但是我们俩必须离。”在那个年代,小伟从头开始创业,彻底从一个白领成为了商人,现在,深圳一半以上的音响租赁生意都是他的。

另一个与青春有关的告别主题则是爱情,33岁那年,汪峰用《乱世佳人》中阿希礼对斯嘉丽所说的话形容了17岁的葛荟婕:“你就像火和风以及原始的野生动物一样”。他们认识的第二年,18岁的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这段婚姻的时间不长,两年之后,两个人离婚(日历姐注:汪峰和葛荟婕并未注册结婚,也就不可能离婚,作者臆想了)

“你是歌手,是诗人,是表演者。社会、压力、经历渐渐将你变质。或许在我们相爱之前,你就已是变质。只是当时我被你那完美的才华所吸引。”2008年10月9日,葛荟婕在自己的博文中写。博文之中的一张黑白照片里,这个女孩以颓废和被动的神态被操纵着,在时装摄影之中,她扮演了一类“死去”。

还有一次,她对一个摄影师拍摄的自己产生质疑,“如果我去纽约,你觉得我应该不应该拿着他给我拍的照片给别人看?”她问自己的好友。对于26岁的葛荟婕而言,纽约是她现在最梦想去的地方,“她希望自己能有一天能在那里将一个模特没走完但是应该走的路走完。”朋友说。她对摄影师的质疑,也是一个早婚生子的模特错过了事业之后对自己未来的疑惑。

现代文明是一堆垃圾,我们扮演拾荒者的角色,将自己越掏越空,汪峰在微博上这么介绍自己。“不撒谎、平等、不能说脏话,对老人要尊敬,”除了这四个原则之外,女儿其他做什么都可以随便。当问到如何与孩子解释母亲这个角色时,他想了想,给出了一个宏大的评价,“她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停顿了几秒,他做了一个补充,“她是你一生中几乎是唯一的可以对你不离不弃的人。”

宏大地如同他的歌词:孤独、春天、温暖、中国、母亲、理想、燃烧、飞翔、梦想……放之四海、无比辽阔,不过总与人的内心“隔”了什么,怎么去听都是一种借来的渲染,并非内在的真实。

采访最后,我们谈人的自私,“认为自己身上最自私的部分是什么?”汪峰回答:如果会表示出一种自私,那么还是体现在音乐上。

“创作是一种最自私体现,当然,这个自私是带引号的,是极度自我和排他性的。创作音乐必须自私,只有进入到这种状态,你才把你的精神世界全部打开,反而与别人没有距离,必须的。如果有人或事物,影响了你的创作,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有可能你会一两年,只为准备某一个瞬间,或者一首歌,如果在这个时刻,你被打扰,被一件事情耗尽精力的话,可能这种完美永远也就没有了。

从这种角度讲,你认为自私就是自私,但多么可惜?!如果你能够让他出来,他可以让多少人受到影响,让他们觉得美好的声音,甚至影响他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我又是无私的。”

如今,在汪峰看来,正常生活给创作者带来的好处在于,不再会在一个比较偏激的心态下进行创作。

“中国摇滚乐在初期诞生了非常出色的音乐家之后,出现了很多年轻的地下乐队,他们担心丧失这种偏激,建立在没有的基础上去批判有。”他将早年的鲍家街43号也归入到了这些年轻的地下乐队之中。“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在有的基础上批判无,应该在有的基础上批判有,你拥有财富,你拥有什么什么,你对所有的新鲜事物和这个社会最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已经是你生活中以及体验和掌握的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有客观的态度和资格,来评判这件事情里的阴暗面。

“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所以在我们作品中,到处可以看到,去嘲笑批判有钱人,这样做可以,但是你会发现他批判的角度,一看就是自己没有,这个是有巨大不同的,也不是所有贫穷的人,都可以去批判富有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思想的人,即使处在贫穷,他也不会特别浅薄的,批判一个表象的东西。

人应该揭示人类生活的本质,他为什么这样,贫穷为什么这样,富有为什么这样,贫富分化为什么这样,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你可以批判的是整个社会现象背后的那些东西,而不能因为你没有车。

你骑自行车,但你批判所有开车的人都是狗屎,这没有任何道理。因为有一天,当你生活好转了,你也会是那样。这不叫自我批判吗?”他所相信的是,“当一个贫穷的人已经变成了富人,他还是一样会像富人那么生活,之前的话也就是说说而已。”

BY:KOJI JI


作者:季艺

资深记者、编辑, 《人物》杂志前副主编,创立并主持该杂志专注于文化、思想与艺术的Bravo板块。历任 《全球商业经典》专题总监,《智族GQ》记者,文章散见于《南方周末》、《单读》等刊物。擅长人物特写,长期关注明星与影视产业,近年开始做一线艺术家深度报道,是国内人物特稿写作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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