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汪峰的生存逻辑

汪峰是少有的中国主流摇滚明星。这是他自出道以来就梦寐以求的状态。他有过努力、寻找、妥协和坚持。他乐于尝试不同的舞台也愿意与时代互动。他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汪峰穿着黑色皮衣皮裤,梳着耸立的“飞机头”,不苟言笑地对着一排摄像机。他要为自己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巡演造势。

不久前,他以一首《我爱你中国》登上央视春晚,唱到高潮部分他双膝跪地。很快,这引来了众多奚落,当然那些批评也不太新鲜,无非“摇滚谄媚,堕落”的说法。

“事实上我心里一直坚持是,摇滚乐应该打破所有界限。摇滚乐应该是所有音乐当中最大众化和最能够深入人心的。”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从一开始做音乐就是做主流摇滚。”

如今,面对批评,他早已能刀枪不入。成为主流是汪峰的理想。一直如此。

成功

结束发布会,汪峰放松了很多。“下面没拍照的了吧?”他问。助手说,“你可以随便抽烟了。”他点了一根“中南海”。

“让我独立唱一首歌,听上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春晚舞台上所有艺人都知道这有多难。为了保证这种完美的体现,他们也做了很多努力。”汪峰回忆,“哈文当时很诚恳地找到我。”

就像他曾经说过“从不觉得‘同一首歌’的舞台多么庸俗”,他更不会不屑于春晚的舞台,即使后者如今的功能更多地在于让网友吐槽狂欢。“更大的意义是,我可以作为摇滚乐的代表站在这个舞台上,并且是完整地呈现。”汪峰说,“也许我没有做到很完美,但这是一个开始。”

其实,汪峰与主流的蜜月期很早就已经开始,那是他小心翼翼经营的结果。2004年,《笑着哭》出版,封面上的汪峰戴着浅棕色墨镜,敞开几粒衬衫纽扣。主打歌《飞得更高》日后成为了街边小店、KTV麦霸和公司年会的新宠。“神六”发射直播时,央视竟然选用了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在《飞得更高》中,汪峰放弃了早期知识分子的思考状,写出了“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这种直白得有些乡土气息的歌词。它的铺垫、起承与宣言式的高潮部分,有一种城乡通吃的晚会气质,既可以成为个唱的大合唱曲目,又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三线小城引发共鸣。在那个唱片日益式微、演出成为歌手唯一收入来源的时代,汪峰终于以一首主打歌成为了晚会的宠儿。然而喜欢它的新乐迷不会知道汪峰也曾经在暗夜中痛苦地吟唱《晚安北京》。

“那段时间是从事这个行业以来最痛快的时候。不了解摇滚乐的老百姓太喜欢这首歌了,而所有从事摇滚乐的人包括乐迷都觉得我是一个叛徒。”汪峰说。

2005年年底,新作《怒放的生命》与《飞得更高》无缝续接。这两首作品成为了这个压力时代的加油声。虽然有人认为这声音如此“廉价”“低端”,但心灵鸡汤永远是大众需要的精神补品。

“那两三年的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永远不会采取辩论的态度以扭转他人的看法。我只希望通过作品和行动本身去做。”汪峰说,“当然,我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自省、自问。也正是通过这个,我才明白其实我做的是对的。”

出发

成为“摇滚明星”,这就是多年来汪峰想要的,从开始选择摇滚乐的那一刻起,从未动摇过。

作为中国摇滚乐早期的代表乐队,由几位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鲍家街43号”从成立之初就注定了它日后的风格——融合着学院训练的工整编曲、动听旋律与思辨性的歌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汪峰个人的特点。

与之前在1992年就业已成名的唐朝、黑豹乐队不同,前者的集体创作模式和集体形象包装都更加乐队化,而“鲍家街43号”,汪峰是绝对的主角。

1990年代中期,乐队开始频繁在酒吧演出,几十元一张门票。1997年,乐队同名处女作发表,《小鸟》和《晚安北京》成为了乐队早期的绝对代表作。之于1990年代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两首歌切中了青年人与体制的冲突与无奈,音乐中对时代悲剧性的认定和个人反抗的强调成为一代人的代言。

他在《小鸟》中唱道,“我再也不想麻木,再也不想任人摆布,再也不想在谎言中,把生命虚度……我们曾经握紧拳头去争取一点点自由。”歌中的冲突和反抗,映射着1990年代失意者们的艰困内心。其实,这些歌词仍如同北岛早期诗作中的宣言式腔调。这是汪峰对于个人音乐语言寻找的开端。

几首歌的走红并未让汪峰过上摇滚明星的生活。这是中国摇滚乐手的集体性悲剧,与资本方的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化的莫名排斥、对摇滚乐的片面性理解,多重因素的化学反应成为了他们日益潦倒的原因。但汪峰从最初就认定摇滚乐可以让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甚至妥协。

世纪之交,汪峰给出了一首《再见,二十世纪》。他在这首充满寒冷和绝望感的歌中唱道,“我从五岁歌唱到现在已经苍老,甚至还是两手空空像粒尘土。”这是汪峰的自画像。严格的学院训练之后,他放弃了体制内稳定的乐团工作,选择了摇滚,多年过去,一切仍在原地打转。1990年代已经过去,适应商业时代的人们早已迎来了成功,那些死磕的摇滚青年也已认命,但汪峰既没有得到前者的金钱,作为一个音乐科班出身的北京人也绝不可能认同后者的生存逻辑。

汪峰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未来——成为摇滚明星。于是,他在迷茫中用这首《再见,二十世纪》向旧时代作别。那句“再见,二十世纪”和曾经经典的《晚安北京》旋律如此相似。这告别多么意味深长、恋恋不舍。

很快,机会终于到来了。

2000年,著名音乐公司华纳向汪峰发出了邀请。但,只针对他一人,而非全部乐队成员。

寻找

“许晓峰当时是华纳中国的总裁,也是我曾经很重要的老板和经纪人。他有这样的眼光,觉得我的歌会长久。”汪峰回忆。

那次抛弃乐队单独与大公司签约被很多人斥责为“见利忘义”,多年后,他自己也承认那是一件“很孙子”的事。但是汪峰不会放弃进军主流舞台的可能性。

2000年底汪峰单飞唱片《花火》出版。对于华纳和汪峰来说,他们都在寻找对方可以接受的底线以及市场对汪峰的重新认定。

“鲍家街43号”时代的两张唱片,封面设计充满抑郁的蓝色和抽象的碎片,而《花火》直接以汪峰大头照的形象贴上了封面,配以“花火”这个台湾、日本气息浓郁的文艺名称,彰显着汪峰转型的决心。在主打歌《花火》中,汪峰半是预言半是宣告地唱出了“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现在我有些倦了,所以我,开始变了。”

彼时,愤怒的摇滚乐纷纷失效。人们更乐于在纷扰的现实中听到切合内心挣扎却仍温暖向上的声音。汪峰与这样的要求相遇了。

在筹备个人作品的同时,他开始寻求更为主流的空间为自己积累听众。他为电影写配乐,为北京国安足球队谱写《英雄》,甚至为一档电视剧写出了主题歌《忠诚》。这两首作品与汪峰的经典符号相去甚远。但这是一种奔向主流的决绝心态。

2002年,《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出版。他在这张新唱片中歌颂爱情、纪念灰烬。《在雨中》成为很多人传唱的新作。但实际上,汪峰仍缺少一首真正意义上便于传唱、或者更直白地说便于商演的作品。他之前的所有成名作,都显得过于自我,即使引起共鸣,也只适于在安静的环境中一个人应和。如果想成为摇滚明星,他太需要一首能够在体育场可以引发合唱的歌。

于是,两年后,有了那首《飞得更高》。

回归

《飞得更高》与《怒放的生命》让汪峰可以挑拣晚会的邀请,也可以要求巡演中的头等舱。他对这类歌曲驾轻就熟,接下来的专辑中,他又写出了《勇敢的心》,一如既往的昂扬与空洞。曾经的反思和忧虑,疼痛与绝望,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见踪影。这一切是这个时代的需求,但汪峰需要稍作扭转,在保留商业性的同时,将自己的听众从城乡结合部再次转移回都市。

“主流摇滚是最难做的,因为必须要经历摇滚乐和流行乐两边的骂声。然后你必须要达到高度结合的艺术和商业。”汪峰说。

他交出的是《信仰在风中飘扬》。广为传唱的《春天里》以中产阶层的姿态回望过往。一直陪伴他的听众,大致经历着与他相似的心路历程和生存境遇,此时的回归,都市中也已成功的中年人再度变为汪峰的消费者。

汪峰本人得以从“励志歌手”的讽刺声中脱身,虽然他仍经历着另一场指责其既得利益之后继续装无辜的批评,但《春天里》的歌唱毕竟是一种稍有内心感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在这张唱片里还有诸如《名利场》《有意思吗》这样直指当下社会物欲横流的尖锐作品。只不过这个层面的汪峰一直被巧妙地隐藏在励志和抒情的幕布下。他坚持对一些现象发声,但也懂得从不大声声张。“我的作品中有甚至一半是很伤感很尖锐的作品。”他为自己辩护。

在这个逻辑上继续推进,汪峰用《存在》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当下时代的迷茫,汪峰切准了脉搏然后发出了无法作答的提问。“其实‘存在’这个话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围绕着我们中国人。”汪峰说,“生活的质量更好一些,事实上更累;选择更多了之后,出现的困惑更多;独立意识更强了以后,出现的混乱更多。”

他再一次顺势而为地找到了生存空间,占领了一个少有歌手与其竞争的“蓝海”。在优美的旋律中加入一点点失真效果,在最直白的叙述中搅拌一点点思考,就一定能脱颖而出,这是汪峰的秘方。

1990年代至今,汪峰一直与时代密切互动。他有着中国摇滚乐手稀缺的作曲能力和制造动听旋律的热情。歌词中的反思和忧郁气质始终是他重要的标签。1990年代,他歌唱迷茫、禁锢与自由;2000年初,他拥抱商业和时尚的可能性;在那之后,面对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担当有着摇滚味道的拉拉队长制作心灵鸡汤;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又开始面对自身重新思考生存价值。

在每个时代顺势而为,他把自己分成了几个完全不同的侧面,人们看到了晚会舞台上励志的汪峰、引领价值思考的迷茫的汪峰以及低声批判的更加摇滚化的汪峰。这是他得以成功的生存逻辑。他很清楚自己的得失。如今,他再也无法买一瓶啤酒坐在长安街边看着车来车往。“现在我必须呆在车里,然后外面还没有警察。”他这样说道。所以,他可能再也无法写出《晚安北京》。


汪峰

中国主流摇滚乐代表人物。“鲍家街43号”乐队创始人之一,自幼学习小提琴。曾出版《鲍家街43号》《花火》《信仰在空中飘扬》等多张唱片。不久前登陆2013蛇年春晚。


本文转载自艺术中国网站的同名文章,作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时旸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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